在中國傳統倫理道德里，一個活生生的人，根本沒有獨立人格，連身體也不是自己所有，“身者非其私有也，嚴親之遺躬也”，即父母的恩賜。敢不愛惜乎？由此構成孝道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-愛惜自己的身體。曾子曰：“父母全之，子弗敢闕。故舟而不游，道而不徑，能全支體，以守宗廟，可謂孝矣”。用《孝經》的一句話來概括，即“身體發膚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毀傷。”如果平時不慎損傷了身體，也羞愧難當，“子春下堂而傷足，廖而數月不出，猶有憂色。門人問之曰：‘夫子下堂而傷足，廖而數月不出，猶有其故？’樂正子春曰：‘……父母全而生之，子全而歸之，不虧其身，不損其形，可謂孝矣！君子無行咫步而忘之，余忘孝道，是以憂’”。這個故事，今天讀來非常可笑，如果與封建禮教聯系起來，又不足為怪，它十分生動地反映出這種觀念對人們影響之深。愛惜身體，不但包括活著時的軀體，也包括死后的尸體，所以中國一向主張保全尸首。儒家以仁為本，再加上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等觀念的影響，三者結合起來，構成近代人體解剖實施不力的倫理障礙。

　　為了加強以上觀念對人們的影響，封建法典列專門條款嚴懲殘害尸首的行為。《唐律疏議》是我國現存最早、最完整的法律著作，集戰國、秦漢、魏晉、南北朝、隋朝封建法律之大成，成為宋、元、明、清歷代制定和解釋法典的藍本，筆者以此為依據，剖析有關條款。《唐律疏議》卷17有“殘害死尸”一欄。如果殺死人，再支解，或焚燒尸體，不但處死刑高刑-斬刑，妻子還要流二千里。如果不殺人僅殘害死尸（焚燒或支解），或棄尸于水中，處“減斗殺罪一等”。如果割去尸體的頭發，或不同程度地損傷尸首，要處“減斗殺罪二等。”在路上碰見死尸，不掩埋，或在墓地薰狐貍而燒著棺槨者，各徒二年；把尸體燒了，徒三年。這些保護尸首的條款，周密詳盡，甚至不厭其煩，在全書中占有較重要的地位。它更直接、更積極地促進了大眾對尸首的愛護，鞏固了視毀壞尸體為不仁、不法的思想。

　　兩個尸體解剖規則中規定所有尸體解剖都經過地方行政長官同意，方能解剖。這樣尸體解剖能否順利實行，在很大程度上便取決于地方行政長官的意志。他們盡管做的是的官，可思想上仍被封建倫理道德束縛著，也并不比民眾更多受過西方科學文明的沐浴，他們不理解尸體解剖，把它等同于出于仇恨等動機的支解尸體。因此，當時“行政官署，往往惑于因果，輒作中梗”成為尸體解剖實施不力的行政干涉障礙。